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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党领导中医药发展历程⑤:求真务实中发展中医药科研

   1965年5月,国家科委中医中药专业组成立,标志着中医药研究和事业发展进一步纳入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和规划的正常轨道。立足实际、批判继承,这一时期国家对中医药科研事业的布局为中医药科研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1965年,《人民日报》的6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祖国医学是伟大的宝库》的短文,内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医院骨科医生陈景云的日常工作体会。西医出身的陈景云和当时的许多有志医生一同响应西医向中医学习的号召,学习了正骨八法以及小夹板的固定方法,并在临床工作中应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方法,“很快尝到了甜头”。作者在文中写道:“当我们看到骨折以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速度愈合,而伤员又在比以前快得多的时间内恢复了工作时,我们非常高兴。”

  陈景云的体会并非个例。查阅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不难发现许多关于中医药领域的文章都在探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探索中医药的继承创新之道。彼时,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肯定了祖国医学的重要地位,使得“中医工作掀起了一个高潮”,从临床到科研,“努力发掘”祖国医学遗产宝库成为中医药界的共识。然而,如何正确地处理中医和西医、现代医学和祖国医学的关系,这些问题考验着人们的智慧。


春潮已至,中医药科研迎良机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的科研工作得到各方的重视。卫生部党组《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请示报告》与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均强调了“加强中医学术研究机构”“整理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性。

  1955年12月,新中国第一所全国性中医科研机构中医研究院的成立更是中医药科研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对此事分别刊发社论《加强中医研究工作的重要步骤》《开展祖国医学的研究工作》《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措施》,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医学界学习、整理和提高祖国医学的工作可以在专门机构的统一指导下有组织地进行了。有了专门的科研机构,如何研究成为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

  中医药科研究竟要用什么方法指导?1962年10月,中央同意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祖国医学遗产的研究和继承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要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祖国医学遗产。此外意见还提出要办好中医学院,继续提倡中医带徒弟,继承祖国医学遗产,同时提出应避免不加选择地滥用中西医综合疗法,要百家争鸣,继续加强中西医团结。

  1965年5月,国家科委中医中药专业组成立,标志着中医药研究和事业发展已进一步纳入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和规划的正常轨道。在国家科委中医中药专业组成立会议上,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副部长郭子化和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相继作了报告。

  钱信忠回顾了近20多年来执行党的中医政策的情况,肯定了中医科研工作的成就,指出了今后中医工作的任务。郭子化的报告总结了近10年来中医科研工作的问题和经验,指出了方向、步骤、方法和途径及目前能搞好中医科研工作的有利条件。于光远的报告着重论述了党的中医政策的重要性,特别是中医中药研究在医学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指出了科研工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们三人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解答了中医药科研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成立机构到同意批示,再到将中医药科研纳入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和规划的正常轨道,这一系列举措让中医药科研工作迎来了发展良机,祖国医学遗产宝库渐渐现出轮廓。


扎根厚土,批判继承求实效

  然而,要想真正打开这座宝库,还需要一把钥匙,这就是对待中医药所必须具备的科学、辩证的思维方式。继承发扬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医政策中。

  “我们党更明确而具体地规定了中医政策。我们对医学遗产是抱着批判接受的态度,也就是继承发扬……必须从我国的实际需要出发;从科学发展规律出发,正确地解决中医和西医、现代医学和祖国医学这两个关系问题。”在国家科委中医中药专业组成立会议上,郭子化对如何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作出以上表述。

  祖国医学是伟大的宝库,为什么还要有所扬弃?对此郭子化在讲话中批驳了社会上看待中医药的两类错误思想,“有些人认为这个伟大的宝库,好像是只要大门一开,一进去就可以尽抓宝,尽找高、精、尖的宝,光拿不带泥沙的宝,只要精,不要粗。实际上,遗产是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宝库里很少有这样纯粹的宝,前人不可能给我们准备那么一块纯洁无瑕的美玉。对于文化遗产,想一打开大门就取宝,或不经实践检验就能看出是宝是泥沙,而不须经过自己冶炼雕琢,是不现实的。”与“尽抓宝”思想相对的,也有人怀疑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郭子化认为这两种主观片面的思想都“不符合实际情况,不是科学的态度”。

  古人留下的宝库好,但也不是越古越好,不用发展。如何摆脱主观片面的错误思想,客观看待中医药?从科学的发展规律出发认识中医药,从人民的实际需求出发应用中医药,立足实际、求真务实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中医中药从民间的实践经验积累中来,回到实践中去。在乡野,在病房,在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身上,中医药宝藏才会被擦去历史的尘埃,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而中医药科研也从一开始就以立足实际,讲求实效为出发点。

  钱信忠在国家科委中医中药专业组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总结了中医中药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如针灸、针麻、骨折、小夹板、痔核、劳损、扭伤、腰椎间盘脱出、急腹症、烧伤以及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症,如麻疹合并肺炎、急性痢疾、硬皮病、慢性肾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再生障碍性贫血、功能性子宫出血、哮喘、子宫癌。钱信忠说:“这些成果的取得充分证明中医药学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今后要继续加强中医中药的研究整理工作。”

  “对待祖国医学遗产批判地接受,取其精华,扬弃糟粕,我们还有什么顾虑,有什么不能胜利的?”郭子化在中医中药专业组成立大会上激昂陈词。


培育新生,中西结合共发展

  “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关键在于中西医团结合作。”钱信忠在国家科委中医中药专业组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了中西医团结合作对于继承发扬中医药的重要作用。

  于光远谈到中医中药研究工作的方针方法问题时说,中西医结合大体有4种形式。一是在临床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检查诊断,按中医传统的理法方药进行辨证论治,中西医共同观察疗效,做好记录,积累数据,最后进行科学分析总结。二是在临床研究过程中,采用中西两套技术,西药和中药一起使用。三是医学体系思想有些融合,西医学会了运用中医的理法方药,中医学会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思考问题,使疗效比单用中医或西医疗法有显著提高,在医学理论方面也有新的发展。四是在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更高、更新的医药学派。

  “这4种形式,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深,现在第一种是最大量,第三种是刚露苗头。中医中药组成立后的两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对中医中药研究成果的鉴定、推广或宣传。”于光远说。

  随后科研人员、临床工作人员广泛开展中西医结合的探索。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曾刊发一篇题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社论,当中写道:“在我国的医药学遗产里面,有大量的具有科学性的精华,我们必须把这些精华认真地吸收起来,这也是发展我国的新医学的必要条件。而用以发掘、整理这一座伟大宝库的手段,则是现代科学的方法。发掘、整理我国医药学遗产的结果,无疑将使我国现代的医药科学知识更加丰富,便于我国的医药学家对现代医学作出更多的创造性的贡献,便于发展有独创性的医药学派。”

  这一论断得到了事实证明。2015年,具有“西学中”背景的屠呦呦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个分量颇重的奖项不仅是对青蒿素研究成果的肯定,也成为肯定新中国中医药科研事业的一个有力支撑。